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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的“反叛者”:张之洞与清王朝的瓦解

作者:李礼 发表日期:2020年03月28日 信息来源:互联网 点击:

  

  “他们都是饱读经典之士,对中国往昔的荣耀念念不忘,声称中国只要去勇敢地面对,就能把傲慢无礼的外国人赶走。其中之一是张之洞。”

  ——(英)李提摩太

  “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局,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痛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

  ——恽毓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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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年9月,随着一纸谕令,张之洞进京入职军机,管理学部。消息传来,学部上下陷入一片恐慌。这位年过70的厉害角色此前对学部“新政”多有不满,一场风暴看起来不可避免。

  袁世凯同时被调离直隶总督之位,他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据守南北,举足轻重。舆论界看好这次官场调整,《申报》发文称“环顾廷臣疆吏,由稍实政事思想而才识之足以稍备缓急者无出袁、张”。两人进京对一直存在的满汉官场矛盾看起来也大有好处。就在宣布张之洞新职务一个月前,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一条上谕,决心“全行化除”满汉畛域。

  张之洞并不想离开湖北,那里的新政正搞得如火如荼。督鄂18年,他政绩斐然,实堪清廷少数值得依靠的股肱之臣,紫禁城里的最高层很早就对这位汉臣另眼相看。瞿鸿禨和岑春煊刚被罢免,张、袁入主军机表面上是这场“丁未政潮”的结果,不过两位最具实力的地方总督就此解除军政大权,被和平监视于首都也是事实。尽管张之洞看上去远比袁世凯可靠,但正如革命领袖黄兴后来所言:“实际上张之洞之一举一动正受现政府的猜疑。”香帅虽非军功出身却治兵有方,湖北新军在上一年举行的练兵处巡阅中实力不逊北洋,一时吸引各界眼球,包括前来参观的487名中外观察者。


 忠诚的“反叛者”:张之洞与清王朝的瓦解
 张之洞


  “朝廷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从长江边来到什刹海畔,张之洞的人生自此换为另一番景色:“窗含西山千秋月,门泊东涯采莲船。”他的新居位于白米斜街11号,一栋“观海楼”和北方院落的混合显得别具一格,择居此处或许因为眺望水面能够唤起主人的南方记忆。353米的白米斜街地处闹中取静之处,西口直通什刹海南岸,这片水域曾是元代漕运终点,南方来的货物经京杭运河辗转通惠河进城抵达积水潭。如果仔细寻找,人们仍可以从一些北京地名目睹漕粮时代的历史余韵,比如距此不远的海运仓胡同,白米斜街则因储存大米得名。

  故居如今变身庭院深深的大杂院,它曾是一处“石油部”宿舍。保存完好的主屋常年大门紧锁,只有面对后海的3层木楼对外开放,那里被改造成一座高档茶楼,每天面对川流不息的游客。什刹海游船摇曳,游人如织,夜幕降临后顿成灯红酒绿之地。如果游兴不减,几百米之外更加拥挤的南锣鼓巷便是下一处驻足之处。人们拥挤在银锭桥两岸,穿梭游荡于水边五光十色的酒吧区。只有旧影依稀的鼓楼,夜色中还不断散发久违的历史感,不过其中的人物早已烟消云散。即使有人偶尔说起汪精卫曾潜伏于此,等待一场同归于尽的刺杀,感兴趣的人也不会太多。巷落里的张之洞故居尽管被标注于路口文字介绍里。后来者对失去悬念的前尘往事缺少兴趣,好奇心早被宏大的历史定论败坏,那里没有细节和复杂性,似乎只留下一堆确定的结果。

  张之洞在此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1909年10月4日逝去。次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从北京发回的报道:“军机大臣张之洞于昨晚9时逝世。他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人士之一,举世无双的学者,在皇帝和国人心目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患病期间,摄政王曾前往探望。尽管人们知道他已病入膏肓,但他的去世还是使人感到突然。人民对他的离去表示了沉痛的哀悼,不仅因为他是全国最伟大的学者,而且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爱国者,无人怀疑其正直的品格。尽管他任要职44年,自1884年起在国内3个最富庶的省份担任督抚,有无数机会为个人敛财致富,但他去世时却没有留下什么财产。”文章以充满张力的方式给这位传奇人物盖棺定论:一个人身上同时集中了那么多反映中国政府的好品质和弱点,在中国也只有张之洞了。

  这一年,日本人伊藤博文发出警告,中国过快的政治改革将导致3年内发生革命。狂飙突进与温和渐进路线孰是孰非,在张之洞死后一次次被重新评价,但每一次都难以绕开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织染局胡同距离什刹海不远,王国维在这里住过几年,1927年6月2日,自感走投无路的他自沉于昆明湖,无数人将这次自杀视为一场悲凉谢幕,中国古典知识人迎来自己的末法时代。挽词中陈寅恪所撰公认最佳,在一首悼念诗中,张之洞赫然出现:“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

  很少有几句话,能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样准确概括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内心挣扎。甚至时至今日这种彷徨仍挥之不去,尽管它已换成另一种面貌。

  第一次明确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连在一起的人是沈康彭。“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的这篇《救时策》发表于1885年《万国公报》第75卷。不过就思想实质而言,冯桂芬是“中体西用”更早的提倡者,“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出现在1861年冯氏所著《校邠庐抗议》一书。这一年慈禧在咸丰帝去世不久发起辛酉政变,走上政治前台,她的政治同盟者议政王奕䜣目睹英法联军之威,成为汉族官员与洋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风头正劲的曾国藩当年获准建设安庆军械所,它可以说是这场自强运动的第一个成果。

  冯桂芬为林则徐赏识,后者称他“百年以来仅见”。冯协助李鸿章引进西方武器装备淮军,他们的富强之术很大程度上来自太平军刺激。不过早期洋务知识分子对中西究竟如何融合,并无清晰思路。“冯桂芬上午与我谈了一个小时,他的观点近乎荒唐。很明显,他本人对究竟要干什么也心中无数。”1867年的一天,就职于江南制造总局的英国人傅兰雅抱怨说。不过无可否认,冯桂芬这批人已悄然使用利害、事功这样的标准来代替传统义理和道德说辞,并大胆涉足军工制造和民间工商业。要说他们对西方器物之外的力量没有感受,其实很难令人信服。只是多数官场人士尤其军功出身者,并不打算在工厂、军备之外走得更远,何况此时国家还明显缺少更大的政治变革气氛。派遣留美幼童的动议来自洋务派,这项夭折的事业以及围绕同文馆引发的巨大反对,显示1860—1870年代保守人士仍具压倒之势。除了军事失败,深刻的危机感并没有进入北京高层的脑海,多培养几个容闳这样的人对他们缺少实质吸引力。

  看过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官员不少,感兴趣的却不多。另一些人甚至指责冯著激进,惊呼这简直就是“夷法”。太平天国的覆灭以另一种方式意外强化了传统思想,后者在这次“拨乱反正”中释放的精神感召,让很多人兴奋地看到儒学经世致用和坚韧的调适能力,这看起来同样可以对付西方。同治中兴的光辉映照着自负的官僚统治集团,儒学甚至从中闪烁出一丝创造性光芒,没有人相信那可能是一种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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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学到了张之洞那里,明显向前迈进了一步。他笔下西学的分量远超早期洋务派,中西、体用隐然变为双峰对峙。不断升级的危机感可以部分解释这种变化,1894年之后的中国比起冯桂芬去世的1874年,已是时过境迁,江河日下。

  张之洞的“学问”有目共睹,甚至梁启超这等人物也承认,看了张氏《书目答问》“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探花出身的张之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清流健将著称,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改造了他的学者气质,使之转而成为一名务实的政界改革家。充任幕僚多年的辜鸿铭聪明绝伦,他的观察相当清晰:此役令张之洞为之一变,从此热衷西方技术,因为非此无以保住国家,无法保国则“无以保名教”。张认识到,他所面对的洋人和历史上那些蛮夷并不一样,此番欲存中学不能不从西学开始。新的挑战无比艰巨,却无法逃避。中法战争之前,担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已显示务实的一面,上任后他在太原衙门旧档里发现李提摩太筑铁路、开矿藏的建议,立即派3个人去见这位英国传教士。“问我能不能放弃传教工作,参与中国政务,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李提摩太回忆说。此前当后者入晋救灾,前任巡抚曾国荃对他冷漠而抱有敌意。

  中法战争让张之洞从山西巡抚调任两广总督。当曾经的学林巨擘变为手握重权的前线督抚,暴风眼中的残酷景观令他触目惊心,巨大的危机感很快化为战后求变的急切。也是在这次战争中,张之洞因后勤问题与帝师、掌管户部的翁同龢结下矛盾,并在此后的两广新政中积怨加深。身为不同时期的清流领袖,张、翁二人均为体制内改革派人士。到了大张旗鼓的1898年,两人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变法,特别是其中的教育改良。翁同龢起草勾画京师大学堂蓝图,张之洞则把地方办学经验提炼为4万字的《劝学篇》,为官方提供新的教育哲学。这一年变法失败后,两人的命运却大相径庭:翁氏被驱出北京,黯然归乡;张之洞则平安度过政乱,很快在地方大展手脚。


忠诚的“反叛者”:张之洞与清王朝的瓦解
中法战争开端:1883年12月14日爆发的山西(越南)之战


  不过1898年的张之洞远非风平浪静,弟子杨锐菜市口问斩,不能不使他多少感到不安。早些时候刊发的《劝学篇》可能意外帮了他不少忙,助其厘清一度暧昧的政治立场。辜鸿铭甚至认为张之洞撰写《劝学篇》,为的正是“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劝学篇》备受高层关注,作者因之赢得巨大声誉,被官方指定阅读后,刊行量更是惊人地超过了200万册。不过首先刊发于《湘报》的这篇长文,仔细一看却很耐人寻味,字里行间不仅常把重心落在西学之上,甚至中学也被“致用为要”的方式“损之又损”,大为削减。如此处理实则相当激进,因此有学者称“这是一种相当富于想象力且具颠覆性质的主张”(罗志田)。

  更进一步,《劝学篇》明确指称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所谓“西政”所指何物?到了1901年,张之洞私下告诉两江总督刘坤一,“西法最善者”就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不过1898年他却并不这么认为,至少在表面上对西方议院制持批判之姿。张借用一个所谓“美国人来华者”之口,说他们的议院“下挟私,上偏徇,深以为患”(《劝学篇》)。议会对见多识广的张之洞来说并不陌生,不过它首先应是类似传统“公议”的讨论场所,然后才是一种西方政治制度。张将改良政治的希望寄于传统政治的自我改善,政治参与最好继续置于传统框架之内。他笔下所谓“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一省有大事“绅民得以公呈达于院司道府”“联名公呈于都察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可惜这些设想充满古典理想主义,过去难以奏效,未来更像纸上谈兵。

  仿效西人开议会这种事郑观应、陈炽很早就说过,但1896年《时务报》再次鼓吹,影响却非同以往。这张报纸可谓戊戌变法前奏,从一开始便获得张之洞的支持,即使后来爆发报馆产权之争,梁启超、汪康年对强学会余款各执一词,双方却共同承认张提供了最早的原始资金。后者对报纸的热情并非心血来潮,几年前李提摩太出版《时报》(1890年)已引起他的注意。“张之洞从武昌发来电报,要我把报纸直接寄给他。”李回忆说。1896年,《时务报》问世后迅速变为改革者的扩音器,报纸“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但湖北方面很快发现,不仅康门弟子议论过于大胆,张之洞前幕僚、总经理汪康年下笔亦狂飙突进,并且常把“总理不能管主笔之事”挂在嘴边。纸上言论获得的民间喝彩此起彼伏,让报馆几位主要人物难以收敛,暗自展开一场不可言说的激进比赛,距离张之洞最初的设想越来越远。他的中西体用之说也很快被新兴维新人士超越,后者表面上尊重“中体西用”,却并不满足于《劝学篇》的论调。梁启超们嘴里的中学、西学和张之洞说的越来越不是一回事。后者发出警告,却鞭长莫及,无可奈何。

  改官报未遂的《时务报》不久和变法一起归于失败,未竟的改革被1900年后展开的新政默认或继承,而张之洞正是主要发起人之一。议会此时成了他眼中的变法紧要事和“诸法之根”。不过即使如此,这种判断也只能和刘坤一这样的人说说,而不可以与激进者谈。张之洞的政治立场一向以稳健为先,且“见风使舵”,内外有别。他一度支持康有为、激赏梁启超,却起而反对他们切割新旧的激进政改方案。至于脱离官方的民间议会,则更难以为他容忍。1900年,上海张园国会名噪一时,参与者五花八门,其中不乏稳健人士,张却视为叛乱。张园国会的重要组织者唐才常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因自立军遇害,围剿叛乱的命令正出自湖广总督张之洞之手,后者复杂的政治脸谱因此被涂上几笔残忍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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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才常之死是否关乎张之洞的帝王梦,听起来不无夸张,却是一桩引人入胜的迷案。在动荡的1900年捕捉扑朔迷离的人心,无疑很难。自立军行动事败,唐才常胞弟唐才中狱中写下供词称,英、美、日三国支持了这次起义,只要自立军能够占领一块根据地,各国承诺将派兵一万前来保护,日本甚至会直接派人指导军事行动。这话大可怀疑,但有一点却没错,唐才常确实选了一块举事之后的未来根据地,那就是张之洞治下的两湖。

  与谭嗣同并列“浏阳二杰”的唐才常很难说到底是改良派人士,还是一位革命者,特别是当他在横滨见过孙中山之后。从日本到中国,他为自立军起义筹备了半年多,说张之洞对此一无所知很难令人信服。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称,庚子年春夏之交,张派出包括长子张权、军事官员张彪等人在内的日本考察团,后来出任荷兰大臣的外交干才钱恂也在其中,正是他传出消息说,张之洞可能联合几位总督在南京成立新政府。此事可能存在误读,但日本人似乎愿意如此理解,此前他们与湖北方面多有接触,在参谋本部派出的宇都宫太郎的日记里,张总督似有不臣之心。对此人们可以给出不同解释,但无法否认张之洞此时的暧昧。范文澜曾如此描述那种处境:“张之洞李鸿章都有自己的打算,他们观望形势,如果帝后同亡或帝存后亡,可以接受拥护,组织傀儡政府,帝亡后存或帝后同存则继续支持满清政府”。此论虽大可讨论,张氏“犹疑莫决”却大体不差。军功出身的李鸿章此时远在广州,自立之心也一度冒了出来。

  “东半球利害关纽,在此数日”。张之洞在上海等地四处洽购军火,密切关注时局演变,北京政权一旦崩溃,另立联合新政权作为过渡并非没有可能。不过在混乱不堪的1900年,这更像东南互保逻辑的延续而非“叛乱”,和僭越称帝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张之洞内心深处是否闪过一丝帝王梦,则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此惊心动魄之际,虽说他饱读经典,深荷君臣之伦,但儒家精英每逢天下大乱便能窥得天道轮回与民意转换,也是一条千百年潜伏心中的幽暗传统。更何况“作事之乖,设心之巧”,莫如张之洞。1893年,一位同僚徐致祥在弹劾他时如此评价。

  张之洞与唐才常关系微妙,人们难以洞察他们之间的更多秘密,看到的只是一个血淋淋的结局。8月21日慈禧携皇室抵达宣化府,次日唐等人被张之洞处决,时间之巧似乎难逃杀人灭口之嫌。众多年轻知识精英因此遇害,其中不乏湖北武备学堂、两湖书院学生,一些人甚至被押往学堂门外行刑,以儆效尤。然而10年之后新一批湖湘弟子在辛亥年重新站了出来,他们之中不乏逃过此劫的幸存者。自立军失败后他们流亡海外,转而变成坚定的革命者。

  戊戌变法时张之洞曾被指为另类康党,处死唐才常却让他与一度联手改革的体制外精英彻底疏远。如果说1898年张之洞无法与康、梁彻底划清界限,1900年的他却做到了。不过张对激进改革者的态度十分复杂。1898年12月21日,日本驻沪总领事代理小田切向外务次官发回一份报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近况及其对政变的意见”,称这位总督希望将“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送出国外”,这显然比西太后要求“将其引渡或杀害彼等”更加宽容。狭间直树教授分析认为,日方基本按照这种意见推进后续行动。1898年后,张之洞与日本走得很近,他甚至期待日方在义和团引发的国际战争中扮演正面角色,毕竟“此时日兵最多,必可主持群议”。

  日本人是1874年左右来到汉口的。1886年,乐善堂主人荒尾精在汉口以药店为幌子,开始四处推销泛亚洲主义,但收效甚微。那时中国精英对日本还提不起多少兴趣,早期的亚洲主义直到甲午之后才收获人心,失败的老大帝国怀着复杂的心情把目光转向日本,而后者正恼火地发现自己没有因战胜中国在欧美人眼里变得“文明”,却遭受三国干涉还辽的羞辱,因此决定“返回”亚洲,联合中国对抗西方并由此坐稳亚洲霸主。1898年11月东亚同文会成立,一种亚洲门罗主义就此公开浮出水面,此后中日之间很快出现所谓“黄金十年”。美国汉学家任达认为这个时间是1898年至1907年,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则把1896—1905年称为中国“纯粹的亲日时代”。

  一次军事外交也许更能标志双方蜜月期的开始。1897年,日本参谋本部向北洋大臣王文韶发出示好消息,邀请中方参观当年11月在九州举行的日军演习。中国军官代表团到达长崎后受到罕见的高规格礼遇,以至于王文韶回国后提请皇帝授予日方9人宝星勋章。操纵这次军事交流的日方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正是甲午战争幕后操盘者,与此同时他还派出宇都宫太郎等人接洽刘坤一和张之洞。1898年初,日本人神尾光臣带着礼品出现在张之洞面前,后者一开始表现得相当警惕,他对欧美列强和日本均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立场摇摆不定。不过日方抛出联合培养陆军士官的想法最终打动了他,张之洞决心把学习的对象转向日本。


忠诚的“反叛者”:张之洞与清王朝的瓦解

  

本文授权转自《求变者:回首与重访》第二章。(李礼著,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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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年11月15日,慈禧散手而去,一天前光绪帝离奇死亡,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一时失去重心。几天后的清东陵,几位外国记者在慈禧葬礼上惊奇地发现,一排排身穿欧式军服的新军纸人被发往阴间保护皇太后。不过慈禧没有想到,正是官方费心打造的新军在她去世3年后变成最有力量的反叛者。

  张之洞对新式军队兴趣很大。湖北武备学堂1896年8月在武昌黄土坡成立时,德、日教官获邀培训中国新式军官。1894年,署理两江总督时,张之洞曾计划雇用德国人编练江南自强军,规模1万人。这项工作随着他离开江苏移交给了继任者刘坤一,德国顾问不久转至湖北。在那里日本人同样受到重视,尤其到了1898年,张之洞决定选派20名湖北学生前往日本学习军事。此举遭到学生们抵制,他们并不喜欢这个打败自己的敌国,但被张之洞“知彼知己”的传统中国兵法训导说服。在他看来,这个同文同种国家理应成为军事和教育改革的首选效仿对象。统计显示,清末武昌各军事学堂52名外籍军事教习里日本人多达43人。相比之下,北方的袁世凯对日本人参与新军则保守得多,至少开始时相当警惕。自从江南自强军1901年划归袁世凯指挥,张之洞对他多有不满,尽管袁的实力人人看得出来,却始终没有获得张之洞的尊重。

  训练新军的经费很多来自织布局。1889年,当张之洞从广东赴任湖广总督,他不仅带来辜鸿铭、赵凤昌等5位亲密幕僚,还把筹设的织布官局很快迁至武昌。“布衣兴国,蓝缕开疆”,两年后湖北织布局建成,英国机器所制产品一举成功,销路大好,“每年汉口进口之洋布,已较往年少来十四万匹”。这成为张之洞自强行动的得意之作,他不时邀人在织布局一个楼台上聚会,它距离江边不远,那里帆船如织,热闹非凡,见证着张之洞治下武汉三镇的新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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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兵工厂


  汉口很早便跻身19世纪中国最热闹城市之列,1850年代到此的外国人惊讶于它的巨大,开始将其与伦敦、江户相提并论。城市史学者罗威廉估算这座城市人口可达150万人,而那时只有伦敦和巴黎人口超过百万。太平军到来令汉口损失惨重,凭借地理优势它不久再次恢复元气,继续充当举足轻重的华中商业枢纽。不过,直到张之洞到来后,汉口才真正开启工业化之路,此前人们只能在英租界的几个外国工厂里看到新式蒸汽机器。

  “我很少看见过比这里还要美丽的城市风光:狭窄的街道堆挤在几乎连成一片的顶棚底下,无数幅金色招牌组合成一幅闪着金属光泽的图画;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各式各样的店铺把街道打扮得多姿多彩,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情趣。美中不足的是街道太过拥挤,数不清的中国人围拥在我的身边。”1897年11月2日,德国公使海靖的夫人以赞赏口吻描述汉口,称这里的人与北京的中国人相比,“看上去要干净许多,衣着也很讲究”。而总督给她的印象则是:“张之洞看上去就像一个贵重的象牙小人,而他长长的胡须又有些犹太人的影子。”到了1909年,沿长江上溯旅行的英国记者埃德温•约翰•丁格尔来到汉口,断言“世上再没有哪个中心地区的工业和商业发展前景能比汉口更光明了”。根据汉学家周锡瑞统计,1899年汉口工人为1000人,5年后超过10000人,民国初年达到30000。

  机器轰隆,江声浩荡。织布局和新军这样的事业远非一朝一夕可就,四处调动的张之洞拖着自己的机器、外国顾问和理念四处奔波,最终在湖北开花结果。他相信在新机器和新政的撬动下,国家即将转入复兴之路,而训练新军看起来比发展织布局更为急迫。湖北练兵与众不同之处,首先体现于如下首条要求:“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包括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在内,军官们招募新兵时均坚持上述文化要求。家境富裕的年轻人1900年后纷纷出国谋取洋功名,另一种风潮则是加入军旅,其中包括众多乡村秀才,他们本想进入武昌新式学堂,结果发现难以迈过学费门槛,因而转投军队。在那里,知识资历意味着很快能够成为一名下级军官,待遇不菲。新式教育和新军就这样带来了此起彼伏的挑战与机会,令湖北新军素质渐成国内一流。引发辛亥革命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更是新军中的知识阶层,黎元洪正是被他们用枪顶着当上叛军首领。这些人使用西方武器,穿着新式军装,令人想起伊恩•布鲁玛笔下明治时代的日本青年,他们“接触现代性的渠道不是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也不是追求自由言论的社团,而是军队”。

  在北方,新军驻地被要求远离天津租界,因此很难被租界生活和开放的信息感染。上海这样得风气之先的城市虽有武装驻扎却非新军,而是相对保守的军队。比较之下,湖北新军很难隔绝革命思潮影响,特别是武汉激进报纸日复一日的批评之声。早期军队里的革命者主要来自日知会和科学补习所,科学补习所成立于1904年7月,核心人物包括胡瑛、刘静庵、宋教仁、张难先和曹亚伯(张、曹二人的回忆后来变成辛亥革命重要文献)。那一年10月黄兴筹划长沙革命失败,这个组织受到波及而解散,不过当局的主要惩罚只是把“文书”宋教仁开除。随后他们改头换面为“日知会”,利用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教堂所设日知会阅报室作为掩护,事实证明此举十分明智。当日知会1907年遭到告发,圣公会教堂和美国的干预让几位领袖免于死刑,被判入狱的革命者几年后一跃成为革命元勋,除了刘静庵1911年6月死于狱中。


 忠诚的“反叛者”:张之洞与清王朝的瓦解
 湖北新军


  1909年12月13日,张之洞刚刚去世,一个新组织——“群治学社”在武昌小东门茶馆里成立。这个底层军士组织是军中同盟会的后续,后者存在时间不长且与大本营缺乏明确关系。从日知会到群治学社以及其他更小的社团,“反抗”的力量在军中暗自蔓延。武昌起义前究竟有多少士兵秘密加入了革命党,历来说法不一,得到更多认可的数字约为5000人,约占新军总数1/3。换句话说,“革命党华中分部与第八镇几乎是个同义词”(陈志让)。

  军人的开放思想与桀骜不驯直接影响武昌起义的爆发和走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即使没有参加起义,也拒绝对抗造反士兵。“不!我们不打自己的同胞。”或者更确切些说,“我们不打我们的同种同族!”严复观察这场革命,发现这里的现代军队大多由湖北人充任军官,“这些人先在张之洞创办的军官学校中受训,而后或在湖北由日本军人加以训练,或被送往日本学习军事”。他们“吸收被曲解了的爱国主义的真理”,因此霎时将大清王朝推向绝境,“进而将中华帝国碎为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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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即将出国考察的五大臣北京遇刺,湖北的《楚报》赞扬暗杀者吴樾堪比历史上那些著名刺客,嘲讽大臣们短期内不可能学好宪政。这个报纸设在租界之内,忍无可忍的张之洞通过英国警察逮捕主编。武汉报刊(比如《公论报》)以大胆著称,且经常激怒外国人士,令官方头疼不已。这种势头持续到1911年,当年创刊的《大江报》更加勇敢,它曾刊发“张统制”一文,附漫画讽刺第八镇统制张彪,称其“是虎非虎,是彪非彪,不伦不类,怪物一条”,公开讽刺此人与张之洞的关系:“有恃洞护身,为国之妖”。报纸上的新思想和批评气概无疑培养了一批眼界开阔的读者,其中很多人是学生和士兵,日本留学归来者加入了报纸出版队伍,那些“在日本的学生杂志上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们回到中国之后参加了迅速发展的中国新闻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当上了教师和新闻记者并宣传激进思想”(周锡瑞)。

  《湖北学生界》是东京留学生反抗思想策源地之一,它的创办者多为张之洞派遣。张不仅热衷于提倡赴日留学,也是废除科举教育的幕后推手,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是另两位重要推动者。毫无疑问,就政治资历和对知识界影响而言,张之洞的号召力无人能比。身为多年清流领袖,他对文教制度的态度被认为慎重而可靠,因此潜在杀伤力实则最大。


  忠诚的“反叛者”:张之洞与清王朝的瓦解
《湖北学生界》


  即使不算教会学堂,废科举和设学部(1906年)之前中国实际已有各类学堂8277所,学生超过25万人。如果追溯到传教士办的早期学堂,新式教育更是由来已久。官方科举改革道光年间已经启动,至光绪年间仅官员所提改革方案已多达18种。其中著名者如1870年闽浙总督英柱等奏开算学科、1875年李鸿章建议科考加试自然、算义,以及1884年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包括制造、算学)。不过“新学”和学堂得以真正制度化却绕不开张之洞。他主导了重订学制,其中纳科举于学堂之举正是废掉科举的致命一步。张之洞的主张很清楚:救时必先变法,“变法必自变科举始”,这一点在“江楚会奏”里已毫不隐晦。这并非庚子之乱后他对中央改革意愿的临时回应,而是早有考虑。1890年,张依靠两湖茶商捐助在武昌都司湖畔创建两湖书院,从湖湘两省每年选取学生200名;1898年,他派遣姚锡光赴日考察日本学校体制,张之洞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抱有浓厚兴趣,这种兴趣尤其聚焦于军事和教育。“出洋一年,胜似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他呼吁选择同文同种、费用低廉的日本留学,这鼓励了众多中等家庭加入留学大军。镀金者虽然混迹其中,却并不影响一个新潮流的到来:以日为师。1898年至1911年,在一次流产的变法和一场成功的革命之间,不少于2.5万名留学生前往日本,构成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场知识人口流动。

  赴日学生从1900年的不足200人,一路高歌猛进,至1905年废除科举前后攀上高峰,1905年和1906年人数达8000人(据实藤惠秀),另有统计认为1906年留日学生高达12000人,这股热浪一直持续到1912年。踏上东瀛的中国年轻人忐忑不安,激动不已,快速消化着扑面而来的新观念。从天而降的新思想令人耳目一新,刚好对上自卑求变的胃口,他们转而迷上疯狂翻译日文图书。在漫长的中日交流史上,中华素以文化宗主国之姿俯视日本。即使把目光投向距离明治维新最近的江户时代(1603—1867年),200多年里日本翻译中文书籍109种,中国所译日文书仅有区区4种。如今形势颠倒过来,张之洞“译西书不如译东书”的号召很快变为现实。超过1000种日文书籍在1896年至1911年间被译成中文,其中转口翻译的西书为数不少,而且还出现了“作新社”这样旨在翻译政治思想的专业组织。对官方来说这显然有点情况不妙,它意味着学习知识开始转为表达异议和反抗。

  比起华盛顿、马志尼这样的西方人物甚至日本“志士”,中国的领袖看来都像风烛残年的老人(史扶邻)。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打算自己承担历史重任,出版报刊成为他们的主要手段。慢慢地,各省学生刊物竞相发言,且“以不言革命为耻”。日本出版的中文期刊不少于97种,很多设有国内代派处,比如《湖北学生界》除了日本横滨,尚有武昌、上海两个总发行处。年轻的编辑耳闻目睹日本新闻业,刊物从栏目到美术设计均领先于国内,而它们多为杂志这一事实则很好说明了强烈的议论需求。留日群体的办报热情出现过3次(1903年、1906年和1907年),背景却大不相同。第1次出自中国学生抵抗俄国的爱国主义,后两次则明显带着政治不满和革命情绪。不过出版者的流动性和热情一样大,不少“编辑”“记者”纯属心血来潮,多数刊物只能存续一年半载,20余种甚至只出了一两期,超过1年的仅有9种,至少6种遭日方查禁或被迫停刊。日本政府对留学生、流亡革命者的同情和反对,一直处于摇摆之中,但最终无法超越外交利益这一底线,比如《民报》停刊系日本警察总监奉内务大臣之命加以查封,后者很大程度上根据唐绍仪访日所提要求。此外,日方之所以在1905年11月2日出台《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收缩对留日群体的保护转而与中国政府合作,也是基于日俄战争后谋求中国东北地区利益。这个规则原名《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实际系清政府要求。借助日本管理“不良”青年的构思,可以追溯到几年前张之洞与日本驻华公使所订的《约束游学生章程》。

  张之洞对留学生的变化早有觉察,自立军失败后他对上海国会参与者发出警告,其中《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顺便警告了几句留学生,因为他发现年轻人到了东京“竟为康党所煽惑,潜与结交”。1906年,在一封秘密电报里张之洞担忧地告诉吏部尚书鹿传霖:“现在各报馆皆称,各学生为中国将来主人翁,存心叵测。将来裁判,必用东洋法政学生。是天下大权,全归于数百名学生矣。”张之洞主张的《约束游学生章程》,一言以蔽之就是强化中国驻日公使馆的“约束”能力,按照这个规章学生需清国公使馆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一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公使馆同意(第四条),借此打击激进分子的意图十分明显。那时,留学生不“安分守己”在东京早不是什么新闻,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公开评论说,清国留学生“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

  输送留学生出国可能事与愿反,但张之洞并没有退缩,他坚持甄别和实行更加严格的规范,而非废除留学制度,只有那些严重违纪且“无悛改之望者”才会被勒令回国。不过他确实日益为此不安,深感留学生大患无穷,未来或将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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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张之洞对“新学”异常敏感,一些新名词令他十分不满,比如“公民”二字。清末遗老胡思敬曾有生动记载:“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一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张)裂稿抵地,大骂。”

  和“公民”类似的“国民”一词很早就出现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此后被使用得越来越多。“国权日削,国民日围”,1898年保国会将这句话写入章程。国民、公民这样的指称或自谓,显示晚清中国一种新政治文化正在萌生。新名词和各种主义依托海外和租界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它们被视为“先进”文明并化约为简单口号,争先恐后地宣传个人权利、民主和自由。由于关系国家富强或普遍社会福祉,因此颇能迎合社会心理。日本翻译过来的新词更新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表达内容和思考框架,“社会”“政府”“真理”“主义”开始成为新的流行语。正如布尔迪厄所言,“命名是一场永不停歇的争斗,其目的是以象征符号巩固合法性。”官方意识形态在这场观念竞争中很快败下阵来,难以与舶来品抗衡。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思想、新名词不仅暗含新的权威,也变成对抗统治者的思想资源。“当数年以前,人民虽无新智识,然是非善恶,尚有公评。自新名词输入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坏,遂有不可胜穷者矣。”政治立场暧昧的刘师培如此慨叹。

  “公民”意识和抗争姿态让张之洞不安,也流露其内心底线所在。早在1900年,沈翔云被公推执笔撰写《复张之洞书》,回击其《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其中一句可谓切中要害:“不知国家与朝廷之区别。”这可能是张之洞一生难以打碎的精神镣铐,尽管他对时局保持敏锐,国际视野相当开阔,却始终怀有一颗古典心灵,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如何看待个人权利上。现代个人权利的正当性来源已从民权君授转为天赋人权,并且与古典“道德”、伦理脱嵌,这种分离某种意义上正是一种现代心灵特征,却令张之洞这样的儒家大臣倍感不适。

  “民权”一说素为官方所厌。1903年,《北洋官报》用恶狠狠的语气说:“吾恶吾国之言民权者。”张之洞警惕“民权”已久,莫理循注意到《劝学篇》引起的轰动,不过提醒说,人们如果看到这位总督写的“不许行民权的五个理由”,就可了解“中国政治、经济混乱和改革受阻的部分原因”。据康有为称,1898年谭嗣同奉旨北上时拜会张之洞,张如此问道:“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可见他几乎把“民权”视为一种叛逆之姿。然而围绕“民权”爆发的一场争论显示,新的时代潮流已不在张之洞这一边。1896年10月,汪康年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文字之大胆足令各界惊愕,因此有学者称“汪康年原系激进分子”(黄彰健)。汪系张氏幕府旧人,敏感的张之洞随后发表《劝学篇》“正权篇”,实则对此加以驳斥,他痛称“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然而很快有两个人站出来公开反击张之洞,提醒读者说“民权者,以众得权之谓也”。撰文者何启、胡礼垣使用的武器是现代民主中的“数量政治”,他们以此挑战寡头统治和贤能政治,直接将人数多寡奉为新真理。“如以万人之乡而论,则五千人以上所从之议为有权,五千人以下所从之议为无权。以中国四万万人而论,则二万万人以上所从之议为有权,二万万人以下所从之议为无权”。(《新政真诠》)如此直白的草根权利主张,显然非张之洞之辈所能接受,但越来越多的人却对此抱有兴趣,并视为理所当然。实际上,“权利”观念经《万国公法》翻译、传播以来,至戊戌变法前后已从国家转向个人,自我觉醒的时代汹涌而至,难以阻挡。正如1903年第一期《中国白话报》写的那样:“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情全是我们百姓的事情。”


  忠诚的“反叛者”:张之洞与清王朝的瓦解
《劝学篇》


  张之洞写就《劝学篇》的18年前,福泽谕吉将自己1870年代的17篇文章结集出版,恰好同样命名为《劝学篇》。“天未造人上之人,亦未造人下之人”,这位日本思想家呼吁的时代精神却更加突出人权和平等,与学习器物、制度、文化的中国次序不同,他走了一条相反道路,首先着手文化或者说“心灵”。对背负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精英而言,这或许显得夸张而耻辱,看上去也无此必要,至少对成长于19世纪的儒家政治精英来说如此。张之洞反对背道忘本,无论在观念还是操作层面上,他或许想过以西援中、西体中用这种事,但圣教兴废关系中华安危的观念重新主导了晚年张之洞。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1911年帝国大厦轰然倒下时,不少旧臣故吏首先想到的却是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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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局,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痛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辛亥革命一爆发,恽毓鼎便在日记里恨恨写道。给皇上写过起居注的这位国史官留下一本著名的《澄斋日记》,它一直写到民国。目睹清廷坍塌,他将根本原因首先归之于张之洞:“今日大局之坏,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坏,根于学术。若夫学术之坏,则张之洞、张百熙其罪魁也”。如果看到民国初期国民党、进步党均有一半新式教育背景,恽毓鼎的话或许不无道理,至少他从一个视角说出了文教转换与帝国衰亡之间的深刻关系。

  革命在张之洞的地盘不期而至,迅速埋葬了帝制中国。这自然非张氏所期,不过历史最司空见惯之事莫过于情非所愿、适得其反。实际上,1911年的巨大转折如果没有张之洞的“功绩”,清末民初的历史图景也很难被完整拼接,毕竟湖北新军和留日者主导了这场革命,其中就有1902年他派送东京留学的黄兴。革命者与张之洞的微妙关系,如同今天武昌市区的张之洞路,它与纪念辛亥革命的“首义路”构成一个奇妙十字路口,路口一角昔日驻扎着新军工程营,路口向南1000米便是楚望台军械库旧址。1911年,打响第一枪的工程营士兵将那里变为第一个大本营。堆满汉阳造和日德枪械的军械所,规模为当时中国罕见,它的创建者正是张之洞,后者打造的精良军队和兵工厂为那次反叛提供了巨大能量。

  在革命者眼里,张之洞是保守而“懦弱”的臣子。“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追随张20余年的辜鸿铭曾被这样问道。他的回答是“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儒臣之说,似褒似贬,可能就是李鸿章常嘲笑张之洞的书生气。然而“国无儒臣则无教”,“六经就是中国的宪法”(李剑农),深具道德自主意识和超越精神的张之洞,充任传统政治“君子”时无疑魅力四射。李提摩太曾拒绝张之洞发出的幕僚邀请,但承认在当时的官员中,张“大概是唯一头脑清醒、办事认真的人”,其他官员则“都在酣睡,盲目自负,对民众的苦难漠不关心”。

  开拓精神与政治上的见风使舵,奇妙地结合于张之洞身上,让他能创造出东南互保这样的灵活之举,也可以利用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之位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不过,新政以加速之势急切展开,进而逼迫政治制度大幅调整,却非老迈的体制内官员所能胜任。张之洞大力发起新政,却难以控制它的狂飙突进,最终被甩在后面,他的“中体西用”也在清末10年明显走形,日益倒向“西体中用”。很难说张之洞对此毫无觉察,1907年主掌学部不久,他推行一项新工作:创办存古学堂,试图以此加大对传统的护卫。存古学堂从他的根据地湖北开始,陆续推广到全国各省。张氏文教护卫者的权威形象,经年有日,不可能短期内被挑战者推翻。1908年,一位叫邵飘萍的年轻人在一篇文章里指责《劝学篇》,因此受到了浙江省立高等学堂严厉训诫,刚刚开始为《申报》写地方通讯的未来无冕之王此时尚籍籍无名,这位充满叛逆思想的学生在老师庇护下才没有被开除。

  然而动荡的国运和传统的衰败一样无法避免。张之洞去世不久,各地存古学堂到1911年陆续停了下来,“中体”和国粹彻底失去赖以附体的制度空间。出洋留学潮却是另一番风景,自闸门打开后一直奔流不息,自清末持续到民国。如果说中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日本的风光后来慢慢被美国取代。至1920—1930年代,江苏、浙江和广东诸省青年纷纷转向大洋彼岸。

  花之寺,北京右安门外曾经的一座庙宇,大清王朝倒下后这里一度成为遗老聚会之所。旧京的寺庙素有养花习俗,这里风土合宜,为帝都养花佳处,曾经海棠花盛,绚烂满目。1830年春,龚自珍曾邀请魏源等人赏花于此,那次聚会被称为公羊学派的一次检阅。公羊学派堪称今文经学最重要流派,鸦片战争后它与国家变革联系起来,重新释放力量。龚自珍和魏源均为学者刘逢禄弟子,刘对古文经发起历史性质疑,这影响了廖平以及后来的康有为,后者以此入手推动变法。


忠诚的“反叛者”:张之洞与清王朝的瓦解
汉口革命军

  

忠诚的“反叛者”:张之洞与清王朝的瓦解

汉口革命军


  “墙头诗榜黯尘土,繁华转眼如风镫”,留下《花之寺看海棠》一诗的张之洞多半来过此处,如果没在革命前两年撒手故去,不知革命风雷停歇后他是否会到此唏嘘怀旧,而一手参与策划清帝逊位的民国产婆赵凤昌,又该如何面对这位幕府旧主?

  “他们都是饱读经典之士,对中国往昔的荣耀念念不忘,声称中国只要去勇敢地面对,就能把傲慢无礼的外国人赶走。其中之一是张之洞。”在华生活多年的李提摩太对张之洞抱有同情。后者也一度自信满满,入主军机处几年前他与端方在联合上奏的一个折子里坚称,“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这种自信却在现实面前越来越缺少说服力。帝国崩塌,民国到来,五四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犹如雨下浮萍,飘零游走于各种“主义”和它们的裂缝之中。几十年后,目睹这种坎坷境遇的一批知识人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联合发表一份《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感叹“我们记得在十八世纪前的西方曾特别推崇过中国,而十九世纪前半的中国亦曾自居上国,以西方为蛮夷。十九世纪的后半以至今日,则西方人视东方之中国等为落后之民族,而中国人亦自视一切皆不如人。此见天道转圜,丝毫不爽”。此论时值1958年,距张之洞去世半个世纪,此间中国对西方和世界的理解几经改弦更张。不知张之洞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慨。事实上,儒学的“文化普遍主义”从自信变为犹疑甚至退却,某种意义上正是自他而始。不过体用之说虽流行一时,经久不衰,却从一开始就如列文森说的那样,是个进退两难的智力难题和难以完成的任务。

  张之洞无法破解的难题,几场革命也无法破解。

  (作者授权刊发,略有删节,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书标题:《中西》)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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